PP电子官方网站入口2023年社会学研究发展报告2023年，社会学界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中国实际、融通古今中外、拓展前沿观察、扎实调查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处探寻“四个之问”的答案。

　　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源头活水。面对实践的“富矿”，社会学界积极探索“精开”之道。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城乡融合发展的焦点在于扎实推动乡村产业。吕方、黄承伟结合中国脱贫攻坚经验，提出发展中国家解决“精细化减贫治理”问题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发展理论所倡导的“分权化减贫治理”模式，需要搭建“统筹的多层级治理”体系。李培林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进入新阶段，在下大力气培育内生动力的同时，要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反哺和外力支持，通过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和治理体制。王春光提出，在地方性中培育社会文化主体性，是中国更多县域推动现代化建设可借鉴的重要经验。贺雪峰等认为，发展县域经济需要县级政府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要准确定位中西部县域的发展，发挥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市场化服务的首要功能。周飞舟提出，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正是要为流动人口打造未来的家园。宜居宜业是县域城乡融合的主要内容，决定着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未来走向。田毅鹏、于涵认为，国家通过庞大的政策群，建构起城乡交流的政策体系，建立起包括人才、土地、资本等在内的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机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赵晓峰、褚庆宜提出，通过经济形态、社会文化、社会治理等多个层面的转型，村庄逐步突破了城镇梯度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自发城镇化的发展道路。王星、周重礼探寻了农业产业化过程，提出应提升农民技能，建构农体性，让农民真正享受产业发展、农业转型的利好。何奇峰认为，应把小农生产单位作为最基础的一环，通过横向联合嵌入全产业链中，构建多级主体协同发展模式。

　　加强党建引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成为讨论重点。李强总结了中国党强化基层治理的历史经验，提炼了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日益完善的关键特征。王文彬、曹洋认为，党员的社会引领作用在治理模式变迁中通过组织—动员路径呈现，受到国家差序动员机制和社会资本赋能机制的共同调节，其异质性在体制性和公益性参与上得到充分体现。李中、张彦提出，建立党组织可以显著提高非公企业福利保障制度。符平、韩继翔认为，试点治理综合了自上而下科层治理和自下而上自主创新治理的优势。刘世定认为，在规划治理中，行动者的认知能力特别是理性的自负、层级组织中的形式主义运作程序以及制度环境对某些潜在优选规划方式的约束，都是造成错位匹配的原因。练宏、陈纯提出，精细化考核初步实现考核目的后，组织通过模糊运作获得权威控制，缓解了精细化考核的事本主义。狄金华、黄倩认为，县域区位差异会投射在科层体制中，应注意治理制度变革后高治理负荷的乡镇干部激励问题。冯仕政提出，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要把社会治理放到新的更加突出的位置，从面向小社会的小治理转向面向大社会的大治理，从“为社会”转向“靠社会”。姚烨琳、张海东认为，特大城市治理需要认识到二元结构性问题的复杂性，在破除历史上积淀形成的结构性不平衡方面作出更大改进。胡荣、焦明娟提出，社区规范对组织治理绩效和村民福祉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社区公共性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田志鹏、刘爱玉认为，社区居委会同事中以“信”与“义”为伦理基础的朋友关系对于实现社区组织权力有序交接有积极作用。井世洁等提出，社区情绪为促进居民的社区认同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在复杂的人口条件下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核心是对老龄化和少子化的有效治理。张翼提出，人口是决定未来我国能否以高质量发展水平进入现代化国家的最大叙事。翟振武、金光照基于未来人口负增长的演变趋势认为，亟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合理优化人口空间布局以主动积极应对。杜鹏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揭示了中国老年人口在多个维度的历史性转变。王金营认为，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特征在21世纪50年代之后存在不确定性，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力保适度生育水平。杨菊华提出，未来二三十年间未成年人口的文教卫生资源竞争和社会支持压力可能有所缓解，应有效利用新的人口机会窗口。王雪辉、彭希哲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创新提供了丰富场景，亟须据此对传统指标体系和理论框架进行改良或创新，为人口学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健全完善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政策。郑功成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新制度文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行动。林闽钢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为社会保障自主性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多种可能，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将进入自主性发展的新阶段。李实、朱梦冰使用2002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数据，全面评估了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关信平指出，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应注重使国家与家庭在民生保障中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陈艺华、黄晨熹强调，关注低保边缘家庭的发展困境与需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应着力构建适合本土的发展型低保边缘家庭救助政策。熊跃根从社会政策学科史的角度探究了中国社会政策的理论自觉与学科意识，阐述了社会政策的重要作用与实践价值。韩克庆梳理了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脉络，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政策的关键议题和发展取向。李迎生等指出，发展型社会政策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政策范式，我国应形成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社会政策范式。吴高辉、岳经纶认为，反思当代世界的贫困根源并总结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实践，有助于推动第三世界具有主体性的反贫困理论建设与实践进程。

　　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之义。成伯清认为，通往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高质量发展，与社会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朱迪提出，宏观外部环境对消费具有结构性约束，物质供给和文化习俗基于其社会共享性，通过多种机制影响消费行为。孙九霞等认为，“旅游中国”可以深入刻画中国旅游发展与社会变迁互嵌交织的复杂图景。作为一种融合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消费的“全维”消费实践，旅游对于人的幸福增进效应已成为社会广泛共识。富晓星、吴雅宁发现，城市新中产青年通过购买文旅住房等方式打造独特的生活风格空间，形成新消费模式。刘欣、胡安宁认为，应尊重微观—宏观双重分配正义原则，避免“富裕却不幸福”、落入“躺平”靠福利的话语陷阱。王鹏、吴愈晓探讨了夫妻相对就业状态对中国城镇夫妻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出应确立支持家庭的理念，将社会政策重新延伸到家庭领域。崔岩、黄永亮认为，有效提高中低技能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对于促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为回应国家社会治理、社会学学科体系建设以及民众社会生活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性别社会学研究室。

　　王延中提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研究重点包括：全面准确完整理解习总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加快形成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新格局，加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科学评估，加强新时代治疆治藏和民族宗教重大问题的战略性基础问题研究。麻国庆认为，既要从中华文明的整体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也要将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化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支撑。青觉、吴鹏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容主要呈现为对中华文化根基的传承与认同、对中华民族全体人民价值的坚守与信仰、对中华民族现代国家身份的整合与建设，这三重逻辑统一于党的全面领导与整体建设理路之中。纳日碧力戈、陶染春分析了在交往交流交融和“有形有感有效”中实现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和共有精神家园的条件。石硕认为，传说塑造共同历史记忆、共同符号，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大规模交往交流之时如何“与共”，如何进行文化整合，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2023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系成立，以族群人类学为主攻方向，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工作。

　　“第二个结合”之所以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因其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正是在融通古今、对话中外的过程中，文明体不断确立和彰显新的文化形态。素有“文化自觉”传统的社会学学科在上述规律性认识启发下，着力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激活和提炼标识性概念。周飞舟考察了“关系”议题研究进展史，认为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追根溯源有利于辨识社会学概念背后的理论预设。应星认为，要提高中国社会理论的建设水平，除了端正概念“发明”的态度、改进概念“发明”的技艺，还需要重视概念的“发现”，从“文化自觉”的高度，为某些已经存在但原非社会理论术语的用语赋予社会理论的含义，从而将其转化为理论概念。王铭铭提出，西方和非西方的文化翻译本质上都是以自己文化的概念范畴和价值观进行的解释工作，通过自己文化中的“母语”或“标识性概念”完成文化的转化和互惠，“以己化他”，才能走向“和而不同”。渠敬东认为，与西方文明中的政教结构不同，中国文明始终以政统和道统的双重体系而发展，而山林，则依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不同概念，承载了道统的本体构造。朱晓阳提出，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应考虑日常语言视角，他将滇池沿岸宗教生活的日常言语编织的生活世界称为“家人世界”。罗祎楠认为，从“天下情势”角度能够揭示被“个体主义”思维遮蔽的中国文明的独特实践逻辑和动力机制，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丰富历史经验为超越西方视角的局限提供了可能。

　　构建原创性理论。谢立中认为，景天魁等人的社会学中国化研究突破了默顿提出的社会理论基本模式。吴飞提出，相比古希腊的文明和现代教的社会文明，传统中国文明是一种礼乐文明，从中可以发展出一种具有普遍文明解释力的“文质论”社会理论。曹正汉对顾炎武“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混合体制论重新加以阐释，认为这是一种处理“一统”与“治理”之矛盾的理论，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统一而治殊”。赵丙祥以葛兰言的早期著述为例，考察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语文学方，认为葛兰言尝试以社会学和历史学眼光重新阐发中国的语文学传统，对于理解中国文明的总体特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谭同学认为，相比于西方文明强调原子式孤立个体间的“社会契约”，中国传统文化则主张“生生”理念，强调让“生民”能生，与自然共生。这种“民生”可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理论支点。王建民通过对西方社会学的“情境论”“交换论”与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点的“絜矩论”进行比较，提出挖掘和凝练中国思想传统中体现中国人行动取向和精神气质的概念，有助于更适切地认识中国社会、把握中国人的行动伦理。景军围绕“南部理论”，强调将发展中国家的学术贡献作为丰富我国人文社科思想的养分。

　　生成本土化叙事。周晓虹提出，中国社会转型的迅疾性和转型社会的特殊性为萃取中国社会学的本土知识提供了可能。赵晓力提出，中国婚姻法禁婚范围从“五服”到“三代”的转变，反映出的是中西亲属分类的根本差异。冯碧莹、宣朝庆着眼于西方晚近“具身性”理论的内在困境，借助汉儒“通国身”思想深入发掘本土“身心一体”观念中的身体理论资源。何健认为，基于现代道德科学对人性的讨论，可打破固化思维，挖掘出古代中国社会人性的“仁—义”两重性，并重构“义”的道德范畴及其特征。秦鹏飞提出，以个体的存在形式和个体的情感能力为起点，演绎社会秩序或道德起源的问题，可以为讨论儒家学说关于社会秩序或社会伦理的认识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普遍社会伦理的生成路径。翟学伟认为，日常意义为人的社会生活提供时空上的秩序，而传统礼仪的制度化、合法化及其流变机制，是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特征的通道。罗婧以医疗领域为例，认为唯有厘清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医疗背后的生命观念，基于一致的价值来浚通医疗与社会背后的道义根源，才能走出道义悖论，守护医者的崇高、医道的温度。陈佳俊、毛丹指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组织体系既不是西方社会中的“第三部门”，也不是传统民间社团的集合，而是由党领导的三类广义的社会组织构成，是不同力量所驱动形成的适配政权建设的特定类型。赵旭东主张，文化自觉背景下的价值共存是“库拉圈”式而非文明“猎头”式的，人类学需要挖掘中国文化中的智慧，以之贡献于文化和谐共处的构建。

　　当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交往模式乃至思维习惯时，拓展学科边界，及时追踪、分析、研判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是社会学在新一轮学科竞争中掌握历史主动的重要路径。

　　学科发展迎来战略机遇期。王天夫强调数字时代为中国社会学带来了学科发展的历史机遇，社会学学人应发挥时代想象力，植根于中国大地，由学习和借鉴转变为引领与创造，积极参与学术规则的制定与社会实践的建构。文军、刘雨婷认为，方创新是数字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应强调数字社会学方的价值多重性、突出混合式方法的运用，对不同社会研究方法的未知能力进行测试，促进社会学知识公开和公共交流。陈光金提出，人工智能将在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等领域发挥巨大潜能与优势。邱泽奇认为，数字社会带来人类灵魂与肉体的逐渐分离，未来人类可能需要特殊的努力才能让肉身与精神在异质性的社会空间逐渐融为一体。王宁提出，在社会分化和复杂化加深的条件下，个人把自身的体认向异质的他人推广，不但不能促成共识的形成，反而可能成为观念冲突的根源。创造换位体认的环境则是对观念冲突本身进行治理的有效路径。张茂元、黄芷璇发现元宇宙实践是在“技术—社会”互构基础上构建技术与社会融合共生体系的重要尝试，能够在推动平台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促进虚拟与现实、社会各维度的融合共生。张樹沁、宋庆宇提出，越来越多的社会行动需要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成为可被计算机程序编码化的社会现象。社会关系编码化，拓展了社会关系匹配和影响力范围的路径。张博伦认为，算法系统本质上是一种组织现象，应将组织的视角有机纳入对算法的社会影响的研究，从而超越从源代码侧打开算法黑箱的想象。刘河庆、梁玉成借鉴实验和逆向工程方法，通过设置若干虚拟账号与数字平台进行长时间真实互动，尝试分析算法规制对用户信息获取异质性的影响。

　　探索治理新模式。向静林、艾云认为，数字技术促生“数实相融”的新型治理情境，给多层级政府治理带来三个关键性变化，即信息优势的上下分化、属地原则的效能衰减、社会风险的规模放大。这些变化驱动当代中国政府治理变革，使得多层级政府出现“上下共治”的治理模式。艾云等还提出，数字时代社会的连通性、计算性和虚拟性等新特性塑造了新的社会互动方式，带来了组织的规模扩散、控制集中、运作隐蔽效应，为有组织的金融提供了稳定的结构条件。陈红宇认为，各级政府和平台企业组织形成诸如“数据池”和“数据中台”的多样化协作体系，加强了对原本游离在统计之外的小微企业运行状态的“监测”。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数字治理，应坚持技术向善与技术创新的齐头并进。曹景媛、孙秀林提出，数字治理技术与“家的治理模式”看似矛盾但在实践中互嵌，为乡村治理带来革新。张静主张通过维治环境、消除信息阻隔、依据信息决策、改进治理观念，让数字建设真正增益社会。

　　激发职业社会学与新职业群体研究。刘思达认为，高质量的专业技能并不一定是高度标准化或理性化的，而是要以专业人士的职业自主性为基础，在职业系统的各种生态圈和食物链中通过长期实践经验积累，由不同职业之间的社会互动逐渐形成。余成普、宗铮通过医院科室的民族志，以规培生的边缘身份为考察对象，展现了医生的锻造过程。竹提出，未来将需要一支适应性强、精通技术、能够与人工智能并肩工作、实现人机协作的劳动者队伍，持续学习和再培训的重要性将日趋凸显。汪建华、何冠霖发现，精细化的分工导致IT程序员的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困境，IT程序员不得不在初期流动过程中采取“以平台换工作”的行动策略，其流动轨迹是“迂回式”的。廉思、张宪发现平台经济下的灵活就业群体具有“高机动性”特征，提出在数字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应认识并发挥好互联网平台对于原子化劳动者管理服务的正向价值。王昀、杨寒情认为，短视频成为返乡青年的创业机会，推动了乡村生活方式与数字媒介的紧密联系。视频博主运用传播科技，建立专业常规，在用户、平台和公共政策的多重规制之下，将乡村视频塑造为互联网文化工业的特定内容类型。

　　前沿领域贡献新的学术增长点。面对智能时代人类身体活动参与方式的变革，以及体育运动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运动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开始凸显。2023年中国社会学年会新设运动社会学分论坛。王智慧使用行动者网络视角对奥运金牌的社会生命进行考察，揭示了作为竞技体育最高荣誉的奥运金牌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多重意义。艺术社会学在基础理论和经验研究方面取得丰富成果。闻翔提出，应以艺术市场研究为抓手推动艺术社会学学科建设。卢文超揭示了互动论范式对于艺术研究的独特贡献。金融社会学在金融与国家治理、金融专业市场过程、民众的金融素养与行为等方面取得新进展。陆益龙、李光达通过对证券市场分析师的观察，发现研报生产经营行动映射出金融与社会关系的结构变迁，金融化社会正在兴起。李国武等主编的《金融与社会》第四辑，涵盖金融市场的权力、制度与认知分析，中国社会金融化与创新创业，“一老一小”弱势社会群体的金融福祉等议题。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第一个结合”的关键环节。社会学研究者以调查研究为看家本领，努力担当政策话语、学术话语、社会话语的翻译官。一方面树立社会学调研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示范性，另一方面通过调研扫描、识别、诊断、提炼实践中的问题和对策。

　　坚定人民立场。李友梅提出，以人民性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是统筹融通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内在的学术性话语、政策性话语、社会性话语关系的核心力量所在。麻国庆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调查研究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要把“学科性学术调查”和“问题性社会调查”有机结合，使田野调查真正服务于人民。贺雪峰提出，社会学研究是科学、专业的研究，也是面向大众、具有极强公共性的研究。社会学研究不仅要承担专业知识积累和理论创新的职责，也负有向社会各界解释社会问题、为决策和执行机构提供咨询建议的职责，要提供让大众有共鸣的学术创见。

　　注重科学方法。王春光认为，只有坚持科学的调查精神和意识，运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才能真正找到科学、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将科学的调查转化为沟通干群、顺畅表达、问需于民的过程。应以认真、严肃的科学调查态度和精神赢得被调查者的尊重；以科学、平和、通俗易懂的调查语言和技巧获得被调查者的信任；以换位的角色和意识理解被调查者的处境和想法，使被调查者从调查中有所收获。陈云松认为，综合运用数据算法，能够提高发现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升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增强调查研究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能力。肖瑛提出，越以社会理论素养为基础的社会调查越有实践性。杨善华认为，以“深度访谈”为主要方法的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实质，是对被访人在访谈时赋予自己的话语的意义以及被访人赋予访谈场景的意义的探究，意义探究要进入被访人的内心世界。欧阳静认为，理论与经验“两张皮”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研究者没能进入经验材料的真实逻辑，没有获得“经验质感”。不能把田野调研当作单纯地收集资料，不能期望零星的调研就能获得对经验的整体性认识，而要以理解“是什么”为目的，长时间地浸泡在经验里。陈家建认为，时间差异、主体差异、宣传导向是影响基层调研经验信度的主要原因，可以借助参与式观察、追踪式调查、度资料三方面加以提升。严飞提出，通过捕捉个体有意义的生活瞬间和人们彼此相连的共通情感，深层故事的方法能够展现个体在驳杂世界中细腻而又厚重的生命体验，有助于激发更广阔的情感共鸣与公共性思考。

　　推动跨学科、跨界交流。《中国社会科学报》在2023年7月改版后创设“调查研究”版块，尝试为跨学科和跨界交流搭建平台。已刊出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的方法反思”“外卖骑手的去技能化”“中国特色乡村内生发展模式探索”“中国特色县域社会工作探索”“‘中国式养老’的地方经验”“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新型帮共体的‘公益+市场’模式探索”等专题，坚持问题导向，组织不同学科、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讨论，取得较大社会反响。

　　挖掘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探索潜力。社会工作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是打通服务人民的“最后一公里”。2023年3月中央社会工作部组建，对社工领域提出更高要求。王思斌提出，社会工作“新本土化”是社会工作面对新情况新需要，综合运用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和多种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和行动，在多个社会领域都有重要作用。马凤芝认为，社会工作要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培养高级应用型专业人才，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人才支撑。何雪松呼吁从体系化、体制化和数字化三方面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一个更有利于社会工作发挥专业优势的行业内外相互关联的生态PP电子。童敏认为，中国社会工作需要将问题场景化，只有依据情境动力，中国的本土社会工作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中国式“助人自助”的专业实践路径。郑广怀研究发现，乡镇社工站在乡村公共价值的合作生产中，通过多种机制实现多元主体在价值表达、聚合、转化和评估等环节的全程参与。202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学社会学编辑部与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共同主办“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论坛”，杂志社的报刊网平台将与社工界加强互动，助力社工领域发挥自身优势，推动政产学研深度结合。

　　一年一度，我们有幸为学科书写每一个不同寻常，并在每一年的框架里寄托最深切的期待。一弦一柱思华年。我们见证欢欣也目睹落寞，我们记录孜孜以求也曾无奈留白。在相互陪伴、共谋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热切期盼社会学界以最饱满的热情、最执着的勇气和最深刻的智慧回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问题，不断突破学问和生活的舒适区，不忘初心，矢志不渝。社会学是面向人民的接地气的学问，也是广大学者念兹在兹的崇高事业。饭碗里装不下事业，前路无论是花团锦簇还是荆棘满布，编者都愿与学术界同行。